旌德地处皖南山区，群山连绵，溪水环绕，山林资源异常丰富，为木刻工匠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原材料。以旌德为中心，附近的泾县、绩溪、歙县、休宁等地，漫山遍野的石楠木、枣木、梨木、钩椎网店装修，纹理细密，木质坚沉，硬度高，耐水性好，特别适合制作家具；到处可见的杨柳、杏树，纹理均匀，是刻字制版的上乘材料。而且山多地少，山农闲时多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。这些条件，为这里诞生大量木刻匠人提供了可能性。从元朝元贞、大德年间（1295-1307）旌德县尹（县令）、中国古代农学家王祯木刻刊印《旌德县志》，到明清时期徽州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等民间书肆中涌现大量旌德刻工，彰显着旌德木雕刻字业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影响。 

南京遇园藏《张翰帖》匾额

星光灿烂的旌德木刻人 

旌德县蔡家桥镇东北部，有个汤村，村中世代以汤姓人为主。此处四周环山，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太平府推官张万选邀请皖南姑孰派著名画家萧云从绘就《太平山水图》；汤村人汤尚、汤义受邀木刻，一时名闻海内；汤复雕刻的《楚辞·离骚》版画，也闻名遐迩。在这些木刻版画中，江河山川、渔船芦苇、山民耕作、春花秋月，刀法流利，行云流水。郑振铎先生见了说：“图凡四十三幅，无一不具深远之趣。或萧疏如云林，或谨严如小李将军；或繁花怒发、大道驰骋；或浪卷云舒、烟笼渺渺；或团团历历如毡纹，山峰耸迭似岛屿；或作危岩惊险之势；或写乡野恬静之态。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，无不毕于斯，可谓集大成之作矣。”评价极高。 

旌德汤氏家族刻工绵延数代，直到清末，高手辈出。 

在汤村北面，有个乔亭村，该村刘氏为大户。刘氏在木刻行业内也名气冲天。由于是匠人，他们在史上留名的很少，直到明朝万历年间，地方志书中才开始出现。从刘邦瀛、刘邦承起，涌现出一批“谱师”——农闲季节，他们挑着自己刻的字模，走村串户，帮人家修刻族谱。做这一行的，往往以谱师牵头，身边有三四个同行组成一个小班子，因为不论是制匾还是刻谱、刻书，从板材字模制作到绘画、雕刻、油漆等等，不是一个人能完全胜任的。这三四个人，有的是村里邻居，有的是亲朋好友，有的是父子兄弟，也有的是师徒。他们当中，通常由谱师统筹，其余的分工协作。族谱、书籍的制作，不仅需要刻字，还需要雕刻版画。在泾县、旌德一带，人们至今都将木匠熟悉绘画这一现象视为常识。古代的皖南人，其家具如床、窗、坊、额等，几乎处处都涉及绘画和雕刻。 

美工包月

除此之外的木刻活儿，还有刻书、刻画。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乔亭的刘光信挑着自刻的木活字模，来到钱塘江边网店装修，受雇于当地望族顾氏，主人是顾炳，镌刻了《顾氏画谱》。这是顾炳精心摹仿的历代名画，故而此书又名《历代名公画谱》。被摹仿之人，从东晋顾恺之到明代唐寅，共计106人。由于这些名家原画多已不存于世，因而顾炳所摹之作显得颇为珍贵。加上刘光信雕刻精美，《顾氏画谱》被奉为版画名作，曾为郑振铎先生收藏。 

刻字

一块匾额上的旌德名人 

日前，笔者在南京遇园亲见一方晚清书法匾额《张翰帖》，从中可以看出刘光旸在木刻界的巨大影响。 

这方匾额樟木质地，有边框。长269cm，高108cm。朱底金字。通版阳刻，分左右两部分，右刻欧阳询《张翰帖》，左为宋徽宗题跋。在《张翰帖》与宋徽宗题跋之间的空白处，刻有“绍兴”方印。宋徽宗题跋之末，刻有两印，一长一方，长印为“朝鲜人”，方印为“安岐之印”。最左落款为单行“宛陵刘光旸雨若摹刻”，其下有长印一方，为“古吴陈伯玉重刻”。显然，这是一方悬挂在厅堂或大型书斋内的雅玩匾额。 

《张翰帖》，欧阳询书。因为张翰字季鹰，帖的开首即书“张翰，字季鹰”，因此，此帖又称“季鹰帖”。还有人叫它《张翰思鲈帖》，这是就帖中内容而言的，帖中写张翰思念家乡土菜“鲈鱼鲙”，外包美工故名。曾经收藏此帖（纸本）的清朝人安岐在他所著的《墨缘汇观》中记载，此帖为“白麻纸本”，纵25.1cm，长31.7cm。行书。11行，共98字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，被称为“中国十大行书”帖之一。 

说起欧阳询的书法网店装修，人们立即会想到他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人称“唐人楷书第一”，已成书法史上的楷书经典之作。另外，他的《张翰帖》《千字文》等，也是行书史上的杰作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张翰帖》，已经南宋改裱，现为页装，对开有宋徽宗瘦金书题跋一则。题跋之前，钤有“绍兴”印，说明在南宋高宗时，此帖已入皇宫。绍兴，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。 

宋徽宗题跋的内容为： 

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《张翰帖》，笔法险劲，猛锐长驱，智永亦复避锋。鸡林尝遣使求询书，高祖闻而叹曰：“询之书名，远播四夷。晚年笔力益刚劲，有执法廷争之风，孤峰崛起，四面削成，非虚誉也。” 

“太子率更令”，是欧阳询的官名。更令，主管漏刻，报更（即报时），故名。西汉之后归太子府管辖，因而名为“太子率更令”。智永，即智永和尚（生卒不详），本名王法极，会稽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为王羲之七世孙，可谓书有家法。鸡林，是当时中国人对新罗的称呼。新罗，即后来的朝鲜。高祖，此处可能指宋太祖或宋太宗，因为这两位是兄弟关系，所以宋徽宗均可称呼“高祖”。 

宋徽宗本人书画造诣颇深。他所创的瘦金体，独树一帜。因其特殊的人生际遇与气质，后世人很难模仿。当宋高宗看见父亲宋徽宗在《张翰帖》上有题跋时，本来就喜欢书画的他，能不收藏此帖吗？于是钤上“绍兴”大印，就是很自然的了。 

在徽宗题跋之后，钤印两方：“朝鲜人”“安氏之印”。这是清朝曾收藏此帖的安岐所为。安岐，是清代著名的书法鉴藏家。天津人，一说朝鲜人。安岐死后，所藏字画、古董大部分流入乾隆内府，少量流散在江南民间。《张翰帖》初归冯铨所有，由旌德人刘光旸刻入《快雪堂法帖》。后入清内府，被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张翰帖》，原有清内府收藏印和乾隆题字，不知何时为人刮去，今尚可见其痕迹。 

《张翰帖》在流传过程中的名气之大，历来备受朝野关注。遇园出现的这方匾额上，满屏名人，负载着该帖的前世今生。从这里，我们也能考察出纸本《张翰帖》先后被不同的镌刻高手刻成木匾的经过。 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张翰帖》

被皇帝赐官的旌德木匠 

《张翰帖》落款中有“宛陵刘光旸”。宛陵，是安徽省宣城市的古称。刘光旸，字雨若，旌德乔亭人，生活在明末清初，著名篆刻家、鉴赏家。 

遇园藏《张翰帖》匾额的落款“宛陵刘光旸雨若摹刻”之下，有“古吴陈伯玉重刻”印一方，表明此匾是陈伯玉以刘光旸“摹刻”为底本重刻的。陈伯玉是晚清长洲（今苏州太湖）人，当时著名刻工。留存可见的陈伯玉作品，最迟有民国四年（1915）刻《陆润庠墓志铭》，说明陈伯玉比刘光旸要迟两三百年。 

顺治（1644-1661）初年，礼部尚书冯铨倾慕刘光旸的高超木刻技艺，招其进京，令刻《快雪堂法帖》。所刻十分精良，被冯铨献给顺治皇帝。顺治皇帝很高兴。当他得知刘光旸还会鉴赏碑帖时，就拿出王羲之的墨迹，一真一假，让刘光旸现场分辨，刘光旸立判无误。顺治帝又让他鉴赏了一件古董，刘光旸的判断也准确无误。为此，顺治帝赐给他“古董”雅号，御书“特赐清班”赏给刘光旸，并授予刘光旸鸿胪寺序班之职。 

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，刘光旸一直留在皇宫内府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吉林收藏家卞永誉拿出家藏魏晋至宋元间历代名家书帖，请刘光旸镌刻成《式古堂法书》，共10卷。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刘光旸刻成《翰香馆法书》丛帖。 

刘光旸族子刘玉标一直跟随叔叔从事木刻网店装修，而且技艺超群。康熙年间的礼部侍郎汪灏曾聘请他刻印《倚云阁集》。汪灏是康熙皇帝身边的红人。因为刘玉标刻技精良，汪灏专门作《剞氏歌赠刘生》。“刘生”，就是刘玉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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